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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冬：中国经济政策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

中共十九大落幕未几，未来五年的中国经济战略性框架便浮出了水面。在稳中求进的前提下，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，去杠杆防范金融系统风险、精准脱贫和改善生态环境乃是未来五年的三大政策主题。

从政策策略上看，这是中国经济的一次重大转变，其意义十分深远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，中国经济政策的着墨点始终放在GDP增长上，高速增长既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，也是长时间政策的目标。中国的高速增长期前后分成两段，第一段靠出口带动，建立经济特区和加入WTO是标志性事件，第二期靠房地产拉动，银行改革和强力货币扩张乃两大动力。

然而，劳工成本大幅攀升，全球化逆转，出口机器已经无法维持持续高速的增长了。同时，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房价与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背离，经济负债比率迅速攀升，催生出潜在的金融系统性风险。中国经济的体量已经十分庞大，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变得不现实了，近年人为地制造增长已经触发了经济失衡和高负债率，长远来看得不偿失。

在2017年，“稳增长”悄悄地从政策目标中消失了，恰在此年增长速度开始反弹，去产能和结构转型取得进展，新经济显现出长足的动能和国际竞争力，这些给了政府信心，不再为保增长而保增长。

经济的回暖，为金融去杠杆提供了一个窗口期。尽管央行时不时进行微调，货币环境正常化的过程被坚定不移地推进着，这些体现在市场利率的不断攀升上，体现在银行表外业务的持续收缩上。货币环境进入收缩周期，一定隐含着风险，也不能排除经济出现较大的调整，但是主动去杠杆是寻求经济软着陆的唯一途径。笔者认为在“稳中求进”的大前提下坚持金融去杠杆，是未来数年中国信贷环境的一个主旋律。

精准脱贫，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高度上。换言之，在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，另一部分人需要扶一把，也富起来。这个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政治问题、社会问题。改革开放四十年后，政府的分配政策正在出现一次重大的修正，集中体现在财政资源向中西部、贫困地区倾斜，向有特殊需要的人群精准递送，扶贫与扶志、扶智相结合，也体现在农村土地流转政策面临较大的松动。

中国经济腾飞，制造出一个世界性奇迹，但是在生态环境和国民健康上所付出的代价也同样触目惊心。改善生态环境，曾经被历届政府提及，但是这次应该是动真格了。环保工程需要政治决断，也需要巨额公共财政资源，更是走向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一道坎。这应该是未来十年财政支出、PPP项目的一个聚焦点。

房地产市场，同样是一个政策焦点。过去几年，政府积极推动民间储蓄进入房地产市场，此招降低了三四线城市住房库存，舒缓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，但是也带来了房价的飙升和居民负债率的快速上扬。2017年银行所发出的贷款多数进入了房地产业，所以房地产成为经济的轴心，既是增长源，又是风险温床。政府不再提房地产是经济的支柱产业，房屋信贷也不再是撬动增长的杠杆。取而代之的是住房机制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，不同城市在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等举措上各有创新。房地产税是悬在头上的剑，过去说得多但却投鼠忌器，在可预见的未来恐怕依然如此。

笔者相信，中国政府的经济施政理念正在发生一次重大的转变，唯GDP主义已见消退，注重质量、注重改革、注重转型、注重环保成为新政的立足点。促成政策转身的不仅是政府的执政自信，也是内部经济衍变的必然结果。

中国的消费需求，出现了一次井喷式的扩张，内部市场已经足够支持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(特朗普还没有意识到)。中国高端制造业已非当年吴下阿蒙，国际竞争力大幅上升。以移动平台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经济，更是猪突猛进，展示出极强的生命力。最值得称赞的是，中国创新能力开始进入绽放阶段，部分领域甚至超越美国。

中国双十一购物节所展现出来的线上—线下—物流连接能力，和美国感恩节后星期五所经历的网购、送递阻滞形成鲜明对照，更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电子交易水平不可同日而语。电子交易并不完全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力和未来，不过却是良好的参照物。

中国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，中间可能难免周期性波折，不过转型却是有底气的。瓜熟自然蒂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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